泰莎并非没有过疑惑，比如“在明知对方犯了罪的情况下，你该如何为他辩护”。作为既得利益者，泰莎说服自己，“我们相信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所有人都是无辜的，这是维持社会文明的基本原则”“要置身事外，不要选边站”“绝不进行评判，绝对不可以，也绝不做决定！一旦做了，你就完蛋了”。特别是，在一起性侵案的辩护中，她很同情原告受害者，对方的说法“我只是不想让其他女人再受到这个男人的伤害”让泰莎震撼、钦佩，但泰莎自我“洗脑”，“我受过训练，要以律师的准则思考”“如果他（泰莎的委托人）真的性侵她了呢？我帮他脱罪了。我不能这么想，是公诉人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此刻的她，堪称法律体系的完美零件：冷静、高效，甚至“无情”，信奉正当的法律程序高于一切。

直到泰莎成为性侵案中的受害者。一次与男同事朱利安的约会，让泰莎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约会过程中，泰莎因饮酒过量而感到极度不适，在她难受呕吐后，虽然已经强烈表示出拒绝，男同事仍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是的，他强奸了她。泰莎几个小时后就选择报警，在782天后，她迎来一场必败的终审判决。

《初步举证》将泰莎的身份设置为律师，更充分地暴露出性侵案件中法律体系的漏洞，尤其是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就是一种苛求。

一方面，与普通的性侵受害者不同，作为一名精英律师，泰莎对法律体系有着深入的了解，她知道法律程序的每一个环节，熟知证据链的构建逻辑。当她不幸地成为一名性侵受害者，一切专业知识在创伤面前土崩瓦解，她的应对无法“完美”。譬如性侵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在酒精与恐惧的双重作用下，泰莎选择清洗身体……这个行为在司法程序中被视为“破坏证据”，但对一些受害者而言，这是原始的生存本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表现——“很多性侵犯受害者都会因为自己身上有施暴者的气味或者觉得自己很脏而有强烈的想要清洁身体的冲动，这是很正常的。”（芭芭拉·O.罗特鲍姆、希拉·A.M.劳赫《创伤后应激障碍》）当我们要求受害者冷静、理性、从容应对，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性侵创伤带来的生理应激反应与心理撕裂，很有可能摧毁受害者的理性控制能力。就像一个人明明已经溺水了，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她在激流中保持发型整齐？